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后，张北川接受媒体采访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记者联系采访的前一天，他刚接受了《南方周末》的采访。他认为，媒体是时候向社会进行正面呼吁了。
张北川，目前中国最大的同性恋人群研究机构的首席科学家，也是中国最早一批研究同性恋的学者，在很多人眼里，张北川的研究纯属“不务正业”，因为早在20年前，他曾经是山东省最好的皮肤病专家之一。1994年，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同性恋现象学术理论专著《同性爱》，被授予奖励艾滋病预防杰出人士的最高奖项———马丁奖。
万余封同性恋者来信最小只有十三四岁
在张北川的工作室里，除了书籍，最多的就是这些年来与同性恋者来往的信件。他说没有仔细统计过，“早就超过一万封了”。
与他书信来往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年龄最大的早就年过花甲。有一位同性恋老教授，三年内和他来往信件200多封。
有位来信者这样写道：“像我们这种人来这个世界上就打上了不幸的印记，注定了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灰暗的，我努力过，追求过，但最后找到的竟是离开这个世界的绝路。”
“这个群体从未消失过，一直以一个固有的比例存在于人群中。15岁以上男性中3%—4%为同性恋，这个比例不随经济文化等原因而变化，同时，这种性取向也不可能通过治疗或者惩处而改变。只是大部分同性恋者都选择隐秘自己的性取向，压抑地过完一生。”张北川告诉记者。
要么结婚要么亲眼看着母亲撞死在老父亲坟前
同性恋人群至今仍承受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而其中，最让他们难以承受的是来自父母和家庭的压力。
“多数父母不能接受孩子的同性取向，或者说极度抗拒。”张北川说。他认识一位男同，在北京工作，月入三四万，经济独立，到37岁仍坚持未婚。母亲知道他的性取向后，把他拖到老父亲的坟墓前，哭天抢地，让他当场发毒誓，要么结婚，要么眼睁睁看着老母亲撞死在墓碑前。
这位男同后来告诉张北川，他非常痛苦，但不能不从。就如同逼一个异性恋者与同性结婚，于他们而言，都是违背人性的。
曾有一位男同母亲说过，早知如此，当年生下他时不如直接掐死。
张北川说，“不要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很多时候人们正是这样，只习惯地说“知识就是力量”，却拒不承认，说这句话的人——培根——就是一个同性恋者。
男同占艾滋病感染者主力男性感染者是女性的10倍
对男同而言，除了社会压力，还有始终摆脱不了的对艾滋病的恐惧。男同之间特殊的性行为方式，更容易感染或传播艾滋病毒。
2011年11月份，青岛市疾控中心发布艾滋病感染数据显示，近三年青岛新发病人数每年以52.75%的速度增长，男性所占比例由2006年的65.5%上升到2011年的91.03%，也就是说，男性感染者是女性的10倍。而在男性感染者中，男同性恋者感染占绝对主力。
“艾滋病感染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男同群体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关注艾滋病，正视男同群体，受益的是整个社会。”张北川说。
90%同性恋会选择结婚但仍频繁寻找同性发生性行为
至今走在大街上的大部分人仍认为艾滋病离自己很遥远，但事实并非如此。
早在2002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中国访问时就说：“中国必须刻不容缓地防止艾滋病进一步大规模蔓延。”
张北川告诉记者，在中国，90%以上的同性恋者会选择与异性结婚，如果一个患艾滋病的男同与异性结婚，那他的妻子感染艾滋病毒的比率就相当高。不仅如此，因为男同对异性并不感兴趣，即使婚后，他仍会频繁地找同性进行性交，造成艾滋病毒的进一步扩散。一旦在同性恋人群中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帮助男同群体正确地认识艾滋病，更好地保护自己，是对整个社会的贡献。”张北川说。
医院拒绝给艾滋病患者治病
虽然大家对艾滋病仍然恐惧，对男同群体仍然还有歧视，但与十几年前相比，中国对同性恋和艾滋病人群的态度都越来越包容。
张北川告诉记者，15年前，他还是岛城知名的皮肤科专家，有一次他被邀请到青岛某三甲医院对一个胃癌患者进行专家会诊，专家们在经过仔细研究后，一致认为该患者需要马上手术。但这名患者是位携带艾滋病毒的男同，院方在经过多次开会讨论后，仍拒绝给患者手术。同病房的病人知道后都强烈要求更换病房。患者不得已自行出院，并不久离开人世。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15年后的今年，张北川告诉记者，同样的那家医院，同样是位患胃癌的艾滋病患者，据他所知，医院已经低调地给病人做完手术。
“这就是社会的进步。”张北川说。
科学在救人文化在杀人
在张北川的抽屉里，记者看到这样一封信，信件末尾写到：愿以愚者之愚倡自尊自重自爱自强之风。愿这个世界充盈着真诚，充盈着关注。
这是一封男同的绝笔信，信件寄出不久，他就自杀离开人世。
张北川说，科学在救人，文化在杀人。战胜艾滋病的武器只有两样——科学和爱。正确的认识艾滋病毒，包容多元文化，收益的是我们每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