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名武汉访民因拆迁问题在北京前门喝农药集体自杀

     喝下农药后，12人昏迷倒地。

　　12月10日下午4点过后，12名武汉访民（3男9女）在北京前门附近喝农药集体自杀，以此抗议4年来的上访无效。喝下农药约半小时后，他们被警方送往多家医院抢救。11日上午，其中7名访民被转送到北京解放军307医院住院治疗，2名女性访民逃离医院，未继续接受治疗，其余3名女性访民和外界失去联络，情况不明。

　　他们原是武汉“城中村”江岸区塔子湖街新春村的外来居民，2010年城中村拆迁改造中，他们认为拆迁补偿标准过低，没有和村委会达成协议，房屋被强拆。四年来他们多次到北京上访。在307医院接受治疗的访民朱诗桂说：上访四年，失去正常收入，走投无路了才自杀。离开武汉前，他没有告诉家人这个自杀计划。

　　除了朱诗桂，另有6名访民正在解放军307医院接受治疗，他们是汪裕平、蔡运生、张东桂、周翠饵、李翠兰和梅翠英。昨日中午，几名武汉访民试图去探望他们时，被医院的保安和武汉政府的工作人员挡在病房外面。昨日傍晚，记者到达病房时，政府工作人员已离开，给访民们留下了几盒方便面。7名访民躺正在病床上打点滴，能清晰回忆10日下午的情况。

　　解放军307医院的一位医生表示，这7人的检查结果还未完成，很难判断是否脱离了危险，他们喝下的农药，对中枢神经和消化系统有毒性，重则至死，轻则可能有手抖、恶心等后遗症，需要观察几天才能确诊。

　　喝下农药前，访民们摆上了诉状表达诉求。

　　41岁的汪裕平说，11月8日，他们就计划到北京喝农药自杀，但被武汉驻京办的工作人员发现，未能成功。12月8日他们再次来到北京。在11月20日，他们向武汉市多个政府机构发送了《到北京集体自杀的申请书》，希望能引起政府重视，考虑他们的诉求。

　　汪裕平说，12月10日下午，他们12个人带着各自购买的农药来到天安门附近的正阳门（又称前门），先在面前摆上了一排诉状和农药，几名警察和协管人员在旁观望，但没干涉，他和同伴喝下农药后，多名警察上前抢走了他们的药品。汪裕平喝下大约半瓶农药，就迷迷糊糊地倒在地上，大约半小时后，他们两人一组，被救护车送往北大医院、友谊医院等多处救治。医院给他们洗了胃，打点滴。梅翠英喝了两口农药，她说刚喝下去时，舌头发麻，味道极苦，过了一会胃里就发热。

　　昨日上午，他们被送往解放军307医院住院。聂玉华、胡秀琴说，上午，跟着政府工作人员走出抢救她们的医院大门时，因害怕被送往访民学习班，就趁车流繁忙逃走了。聂玉华的腿还有些浮肿，胡秀琴的眼睛视物模糊，但她们不敢去医院，也不敢打开手机，怕被政府工作人员发现。

　　这些访民都是近年从农村搬入武汉市的小商人。聂玉华,49岁，1993年从老家湖北省汉川市南河乡到武汉市经商，在汉正街上卖服装。2006年她和丈夫花费100万买下新春村的两套小产权房，供自己和两个儿子居住，另外买下6间村民盖的厂房，开设绣花工厂。2010年，新春村被武汉市列入城中村的改造规划，政府提出以每平方米400元的标准，给聂玉华和其他外来居民补偿。聂玉华说，投资还没能收回，补偿只有70万，无法接受。

　　朱诗桂说，2005年，他和亲戚花了60多万买下村民的宅基地盖了两栋房，拆迁补偿只有30万，从2010年至今，他中断收废铁的生意，来北京上访18次，失去正常收入，生活艰难。据他说，这些访民的情况基本类似。经过四年的上访，他们还未能拿到过任何拆迁补偿款。

　　截至发稿时，他们尚未能联络上另外三位女性访民，蔡会琴、何雪珍和温玉香。汪裕平说，非常担心她们的情况，他也希望聂玉华和胡秀琴能回到医院接受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