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利马气候大会在加时32个小时后落下帷幕,没有达成最终协议,只艰难地完成了4页协议草案，会上几度遭遇尴尬气氛，中美联合减排声明有效缓解。
12月13日上午，原定应于12日结束的会议，已经“拖堂”了16个小时。近200个国家中，仍有超过80个国家，不同意协议方案。
“你们这是新殖民主义！”马来西亚代表Gurdial Singh向发达国家猛烈“开炮”，“这个协议根本不平衡！”
“我们面临着利马会议崩溃的危险，”美国气候特使斯特恩公开警告说。
大会主席、秘鲁环境部长只得重新自己拟了一份文本。周日凌晨近三点，这份新文本被各国匆匆通过。
发展中国家总算同意了这份文本，原因是里面有这么几个神奇的字：“考虑到各国不同国情”。
这是从11月的中美联合减排声明中直接拿出来的几个字。正是这几个字，挽救了利马气候大会。
“自从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美国显然是发达国家的首脑；而中国也在发展中国家中，有着类似地位，”日本著名时事杂志《外交家》如是称。
一周前在秘鲁利马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中美较量”可谓一大看点。本来中美之间关系复杂微妙，从四年前“中国公开指责美国是猪”，到今年联手推出减排声明；正当人们以为“哥俩好”时，两国代表在气候谈判中又谁都不肯让步。等到气候大会快要谈崩，还是中美联手，挽救了利马气候大会。
最后一刻：中美密谈，挽救了利马会议
原定在周五结束的气候大会，像往年一样，“拖堂”到了周六。
到了周六下午，眼看时间越来越紧了。
“时间越拖，越危险。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会议主席，不会希望第二天早晨醒来，看到利马大会崩溃、利马大会史无前例延迟这样的标题，”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硕分析称，“不仅是会议主席，大国、小国也不愿意看到。因为在美国，共和党会非常想看到这个标题。如果会议拖到周日凌晨6点，那就是史无前例。德班会议就是周日早晨6点结束。”
中美都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中国代表团认为，谈判已经进入了“僵局”；而美国气候特使斯特恩则公开说：谈判可能会“崩掉”，“我们没有时间来重新进行冗长谈判了，我想我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就在这利马会议可能崩溃的时刻，美国特使斯特恩找到了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
他们商量出来的解决方案很简单：从最近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找到了一句话，直接放入即将被近200个国家签署的“利马协议”中：2015年的巴黎协议，应该反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国对2015年巴黎协议要交的“作业”，应该“考虑到各国不同国情”。
印度部长对这句话表示非常赞赏。他笑着告诉记者：有了这句话，他就心满意足了。
“考虑到各国不同国情”这几个字，斯特恩说，这是联合国谈判进程非常重要的一次“大跃进”。
“解先生和我提出了这几个字，对整个谈判达成共识非常有用，”在周日凌晨三点，利马会议终于成功闭幕后，斯特恩在记者发布会上称，“中美之前商定联合声明的一些经验，被证明在这次利马会议上也非常有用。”
会前“小蜜月”：联合减排声明
今年利马气候大会召开之前，中美确实是以“哥俩好”的面目出现的。
11月APEC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中美联合发表减排声明：中国提出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将于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20%；美国提出到2025年，排放较2005年下降26%-28%。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表明生态文明大势所趋，低碳转型大势所趋，中美合作大势所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撰文称，“相较两国在其他一些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中美两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存在更多共识、实现合作的可能性及合作可能给双边关系带来的积极因素更多。”
不过，邹骥也充分估计到了中美联合声明可能带来的挑战：“此联合声明可能会给欧盟带来失落感，给部分发展中国家带来疑惑，环境保护主义非政府组织也会不满意中美双方所宣布的目标。”
“给部分发展中国家带来疑惑”，这首当其冲就是印度。中国已经提出减排目标了，这次利马大会上，“压力”就显然落在印度身上。印度部长被外媒记者追得到处跑：印度什么时候提出减排计划？
有外媒记者也跑来问中方：中美联合声明，会不会影响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互信关系，比如印度？对此，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坚决回答称：“基础四国与以往一样保持密切磋商”。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往年基础四国都会一起召开发布会，今年就没有了。
中美发布联合声明后，很多外媒都关心：以往不可逾越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意见鸿沟”，是否意味着可以弥合？
“您是否认为中美联合声明，会模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界限？”在利马大会上，有外媒记者如是向苏伟提问。
苏伟的回答是坚决的“No”。他再次强调，中国永远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
利马会议：中美分歧依然根深蒂固
尽管一个月前才联合发布减排声明，利马会议的与会者们很快发现，中美之间的分歧仍然根深蒂固。
实际上，在会议最后两天，中美之间关系非常紧张。中国坚决地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谴责发达国家出的钱不够多；并坚持认为，在减排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能力不同，责任也不同”。
争吵的核心，仍然是历年来争吵不休的那个“毒性十足”的问题：“到底哪个国家应该承担减排的最大责任？”
欧美等国家认为，中国的排放量在2013年就已经是全球第一，甚至超过欧美排放量的总和，最应该加大减排力度；中方则采取“历史总量”的观点，认为从历史上看，这么多年来整体“累积排放量”中，发达国家（其中最重要就是美国）占了70%，应该承担最大的减排义务。这也是为什么中方一直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在中美密谈气候协议的时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谈判中最为艰苦的部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透露。美方认为所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应该“与时俱进”，这条20年前订下的规矩，已经并不符合现实：比如中国现今的经济地位早已与1992年大不相同；而中方坚定认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减排问题上，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与发达国家不同，减排责任应有区分。
另一个中国时常提到的计算方式就是“人均”。中国目前的人均排放量大约在6、7吨左右，而德国等欧洲国家，人均排放量最高时曾达到十几吨。因此，中国认为，欧美等国家应该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
斯特恩则坚称：按1992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定义，来决定2015年的巴黎协议，是“站不住脚”的。
中美的另一分歧，是关于各国自愿提交的减排“作业”，是否需要国际评审的问题。
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国际监控”的概念，认为这是对国家自主权的侵犯。“我们同意国家事务应该有透明度，但我们认为对每个国家的减排目标都进行审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巴西代表Antonio Marcondes说。
发达国家则认为，如果没有国际监控过程，各国“自己交的作业自己改”，就完全没办法控制全球的总排放量，必然导致气温大幅升高的悲剧。
关于承诺期到底是十年还是五年，中美意见也不同：中方希望是10年期，而美方坚持认为应该是5年。
“我们认为10年期比较合适，这样政策比较稳定，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让市场跟上，”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解释说。
而美方则认为，承诺期如果是5年，能及时更新减排目标，有助于更有效减排。目前科技日新月异，10年承诺期可能会“锁定”一个较低值，而不能纳入最新的科技因素。（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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