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一场激烈、漫长的争夺之后，广东、天津、福建在这场自贸园区争夺战中脱颖而出——2014年12月12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上述三省份成为第二批自贸区试点。
在经历了一场激烈、漫长的争夺之后，广东、天津、福建在这场自贸园区争夺战中脱颖而出——2014年12月12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上述三省份成为第二批自贸区试点。
加上之前的上海，全国形成了4个自贸区试点，布局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东部发达地区。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这一决策前的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十九次集体学习，这次学习的主题即为“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
给中央政治局上这堂课的讲师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李光辉。李光辉是研究自贸区问题的主要专家，自贸区主要课题《中国自贸区可行性研究》，乃至第二批自贸区津粤闽三地的规划，他都是专家组成员，还担任组长。
“把自贸区问题拿到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李光辉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这意味着推动自贸区建设是中国现阶段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沿边开放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也非常重要，但这么重要也还没拿到政治局学习的程度。”
“中国已经到了高标准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的历史时点了。而且，我们也具备了这个条件”。李光辉说，中国必须跟上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的趋势，形成面向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才能不失去主动，继而在未来规则制定和世界经济新格局中赢得先机。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深圳的对面是香港，珠海的对面是澳门，厦门的对面是台湾，汕头是一个例外，它的“对面”是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当时选择这4个地方作为特区，是希望借力港澳台及海外华人把市场经济引进来。”张燕生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分析称，“为什么没选上海，也是因为上海不像这4个地方有明确的指向。”
“当时的想法是引进资金和技术，打开一个窗口，推动国内的改革开放。在特定的区域里引进外资，引进海外华侨投资，然后加工、出口，增加我们国家的外汇收入，再用外汇收入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一开始的提法比较保守，就是吸引海外华侨进入特区，直至1984年，才正式提出吸引外资。”
上海并没有肩负着像福建那样的两岸合作，也没有肩负着像广东那样的粤港澳合作，“但上海依然是中国的龙头，当然要走在中国的最前头。”张燕生说。
在肖金成看来，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二个新区，有天津东疆保税港区这一基础条件；同时，北方也需要一个自贸区来引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
在过去的35年里，天津没有像上海和深圳那样成为一个明星区域，但林桂军认为，天津应该成为明星，因为它的各方面条件都非常优越。他看好天津在现代制造业方面的潜力。“如果我们打造产业升级，发展高端的制造业，天津是一个比较好的板块。”
长期以来，减免关税的优惠政策一直是经济特区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在经济特区之后的各种开发区和高新区，其共同的政策就是给予减免关税的优惠。“譬如，当你是优惠政策为主，很直接。我在区外，过去33%的所得税，一进到区内，就是15%的所得税。”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究竟是政策的洼地还是改革的高地？这曾经是外界对上海自贸试验区抱有的疑虑。韩正多次在公开场合重申，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核心是制度创新，而不是优惠政策”。
“经济特区是放饵钓鱼，自贸区是开闸放水。”林桂军的比喻很形象，“经济特区的诱饵是政策优惠，自贸区的诱饵则是消除政策壁垒。”
2014年11月14日，4份上海自贸试验区第三方评估报告同时发布。4家评估机构认为，企业对自贸区制度创新和政策措施的综合满意度较高，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其中一家机构评估的制度创新及政策措施的综合满意度在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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