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口老故事】之民族工业周馥家族的沧口情

　　【游金地】讯 周馥（1837～1921.9.22），字玉山，号兰溪，谥悫慎。安徽建德（今安徽东至）人。早年因多次应试未中，遂投笔从戎，在淮军中做了一名文书。后又升任县丞、知县、直隶知州留江苏补用、知府留江苏补用。清同治九年（1870年），以道员身份留直隶补用，其间积极筹划建立北洋海军事宜，同时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武备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甲午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前敌营务处总理。

　　周馥初为李鸿章文牍，协其兴办洋务三十余载，在北洋海军、武备学堂、天津电报局及开平煤矿创办过程中均有作为，是后期洋务运动实际上的操盘手，而且助开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与安徽公学，有功于教育。

　　1902年4月，周馥接替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履新后多方抵制德国的经济渗透，同时对德治青岛颇感好奇，遂主动提出前往一看究竟。从此，周馥家族与青岛结下了不解之缘。

　　1902年4月，周馥接替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履新后多方抵制德国的经济渗透，同时对德治青岛颇感好奇，遂主动提出前往一看究竟。时任胶澳总督特鲁泊闻后颇感意外，在致德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函中说，这是一个“几乎无法令人相信的愿望”。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张汝梅、毓贤和袁世凯三位前任都不曾到胶澳租借地访问。周馥是在1902年岁末到访青岛的，“是为山东巡抚出巡胶澳之始”（《胶澳志》）。这件事也留在了一个家族的记忆中，周家第四代、北大教授周一良的追述是“德国占领青岛，山东巡抚和德国总督无任何来往。周馥到任后要求访问青岛。青岛的德国牧师卫礼贤在所著《中国心灵》一书中说‘他那真诚坦率和健康的幽默感立刻扫去了人们心中的疑云’”（《钻石婚杂忆》）。特鲁泊热情款待周馥，史载“德国武官都沛禄派员迎接，礼貌周备，供张颇盛”。不久之后特鲁泊还到济南府做了回访。这是以所谓“外交”形式进行的交往，加强了青岛与山东内地的贸易关系，山东巡抚与胶澳总督持续十年的文化与非文化对话由此展开，至1914年11月德国败于日本撤离青岛前，继任的五任巡抚中，杨士骧、袁树勋和孙宝琦此后均有青岛之行。

　　视察青岛期间，周馥参观了礼贤书院，他对新式教育颔首，并允诺学生们可直接升入山东大学堂读书。周馥此番礼贤书院之行，在以后开启了周家与卫礼贤家族几代人的友好。这种友好，持续了大半个世纪，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德友好的佳话。

　　周馥还“召集华商温语宣慰”，向他们谈了旨在促进青岛与山东商业贸易关系的措施、德国在济南设立领事馆的意义以及派遣一名官员前来调解当地商人与山东商人之间争端或处理诉讼案件的设想。

　　“访问期间，举行了几次政治会晤，周馥谈了一些关于济南与青岛关系的具体问题。鉴于机构联系缺乏，周馥提出通过外交访问方式弥补。”德国汉学家余凯思在其所著《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孙立新译）一书中如是表述。

　　周馥返济不久，德国驻济南领事馆设立，这无疑是青岛之行的后效应。而且，双方还在防治鼠疫方面进行过有效合作，堪称典范。日本人田原天南在《胶州湾》一文中称，1911年1月中旬，山东发生鼠疫，胶澳当局“至为尽力”，两个月后完全扑灭疫情。时任巡抚孙宝琦特以公函表达谢意，“山东省内死于鼠疫者为300人，如果不是胶州总督府防疫措施得宜，恐将出现10倍如此的病人，必将出现惨情无疑。”

　　青岛首行，周馥传递给德国人的不只是双方“外交访问”、“礼贤书院学生直升山东大学堂”等利好信息，他还表达了“中国想要收回原先丧失的权利，结束殖民统治状态的基本意图。”周馥对特鲁泊说：“即使青岛已被租借给德国，它仍属于山东地盘”。当他把这一观点以更明确的方式传达给青岛的中国商人时，“特鲁泊不得不加以干预了。”尽管特鲁泊提出异议，周馥仍坚持己见。他在1902年12月31日奏折中有明确的体现：“胶澳租借地内部关系十分复杂，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捣乱分子煽动暴动。必须派遣一位能干的官员前往租借地附近地区，在当地居民中重新建立保甲制度，与德国人澄清存在的外交问题，谈判法律条文的进一步补充。”

　　显然，周馥的观点还是在青岛产生了“离心力”作用——特鲁泊曾在致德海军署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函中说：“租借地中的中国居民把济南当局视为自己的代表，并且与它进行密切合作。”

　　文史专家、青岛市档案馆社会宣传处处长周兆利对此评价说，周馥是在看了德国人在青岛的施政，确切地意识到历史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再因循下去，必须学习德国人，理性地与外国人竞争。所谓“相维相制、观摩受益”，青岛的开埠客观上促进了山东的全面对外开放，尽管这种开放是非主动的、甚至是痛苦的，但历史就是如此。

　　周馥离开青岛后，他的家族却在青岛扎根。1901年，周馥四子周学熙出任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这也是后人眼中的收人山东大学校长。在清末民初乱世之中，周学熙进退自如，在政治家、企业家、金融家、大收藏家各种身份之中变换。

　　周学熙为沧口留下一个民族工业的金字招牌——华新纱厂（后改为国棉九厂），与日本钟渊纱厂（后改为国棉六厂）毗邻，成为当时青岛唯一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纱厂。1914年，周学熙买下德人所办德华巢丝厂，准备开办华新企业在全国的第二家纱厂。在日本企业包围中的青岛华新纱厂，经历诸多抗争，于五四活动排山倒海一般爆发的1919年，开始出纱。在青岛纺织工业的发展史上，也刻下了周学熙、周志俊、周叔弢的名字。

　　周叔弢的实业之路堪称经典，在青岛华新纱厂开办之初，专任董事，实际掌管工厂。受叔父影响，周叔弢开始古籍的收藏，搜罗善本书籍。从1952年到1972年，他先后4次将几十年收藏的宋、元、明抄本、清代善本及其它中外珍贵图书计3.6万余册和历史文物1200余件全部捐献给国家。

　　周志俊长期担任青岛华新纱厂总经理，1950年，他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一架，后曾任青岛市政协副主席和山东省政协副主席。